工人都去哪儿了 服装厂老板站街求人

  在鹭江南约大街上，工厂招工的人举着牌子一个挨一个整整站出一公里长。也有人将招工牌摆在路边，自己找板凳坐成一个摊位。与壮观的招工队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应者寥寥。

  2018年3月9日，在广州鹭江南约大街上，工厂招工的人举着牌子一个挨一个整整站出一公里长。也有人将招工牌摆在路边，自己找板凳坐成一个摊位。

  鹭江村、康乐村是广州市海珠区政府斜对面的城中村，由于毗邻珠三角最大的布匹交易场所——广州中大布匹市场，这些城中村里聚集起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的服装加工厂。

  朱成在一个招工摊位上停了下来，这家工厂为裁床师傅开出的价码为七千块。他现在是海珠区一间服装加工厂的裁床师傅，月薪固定，一般在五六千左右，包吃住。

  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虽然七千块的工资看起来是比较高的，但该工厂要求从早上9点做到夜里12点甚至更晚，中间不允许休息。他在现在的工厂里虽然只拿6000块，但是中午晚上都可以休息。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之后，他觉得根本不划算。

  “很多时候就是钱的问题。”一位工厂老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对于已经产能过剩的服装加工行业来说，本就艰难为生的工厂也很难为工人开出更高的薪水。

  这是中国部分地区典型的用工困境。一边是对于工作薪酬和时间有更多要求的工人，一边是利润日渐微薄、无法匹配工人需求的低端制造业工厂。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，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么逐渐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迁移，要么寻求转型。

  3月9日傍晚，胥娟已经在康乐中约南新街的路边坐了快一天了。她们工厂近期在赶制女装外套和连衣裙，需要车位多名，尾部和裁床各一名。在这条街长长的招工大军中，举着牌子招收的工种还有大烫、四线、电剪等。

  车位、尾部、裁床、大烫等都是服装加工行业的业内名词，对应不同的工种。来找工的人大都有点相应技能。一些工种，例如朱成那样的裁床师傅或者大烫师傅，每月拿固定工资。而车位是更加吃香的工种，计件收费，多劳多得。

  往年，候鸟一般在年关四散归乡的人们会在元宵节前后重新涌入城市做工。而这天，元宵节过去已经一周了，中大布匹市场附近村里的众多服装加工厂还是迟迟招不到人。

  在鹭江村、康乐村的招工大街上，大多是加工厂寻找能做服装加工的工人。而在海珠区政府正门对着的上冲村、大塘村里，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乌压压一片拿着样衣等待挑选的人，他们一般推着车子出来，在自行车上一坐一天，车挨着车，沿着街道也排出两百米开外。这是手中有订单或是有销售经营渠道的人，在寻找合适的加工厂。

  在服装行业，开春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旺季，订单很多。今年成批需要加工的订单找不到工厂，而工厂也等不来急需的工人。服装加工、销售、批发等链条上的每一个齿轮都陷入了焦灼。

  对于新手，胥娟有点犹豫，但最终觉得有人总比没人好。关于薪酬，胥娟愿意一个月支付2500块，如果学得好做事勤快，下个月可以涨到3000块。“这都要看你自己”。

  这几乎是整个加工市场上所有人的共识。薪水高都是要靠拼命付出来获得的。这种付出常常是指更加漫长的上班时间，连轴转，或者能够忍受整夜整夜地做工。

  早前有新闻媒体报道称，在鹭江、康乐等地招人的加工厂能够开给工人300—400元的日薪。事实上，这种价格招的多为车位工，也就是说，薪水是根据他们一天能够做完的衣服件数来算的。一件衣服单价为10元的线元以上的衣服，通常工艺都很复杂，比如男装西服，对车线技术方面的要求很高。夏天的T恤，车位工做一件只有1元。

  “又要轻松，又要挣钱多，哪里有这样的好事。”胥娟对面的一位招工人员对现在工人的诉求很不屑。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如果想轻松，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做餐饮，去饭店当服务员，就是挣钱少。

  在和大小工厂的斗智斗勇中，找工的人很多都锻炼出了一种独特的技能，比如朱成在这条街上就能够清晰分辨出哪家工厂的工作更加值得。“不过也要看运气，有的老板好，有的老板抠门。”

  2018年3月17日，南方周末记者再次来到鹭江、康乐周边的招工大街上，偶然还能见到一周前熟悉的面孔。到了晚上七点，天色暗下来，街上依然有排着队的人举着牌子招工。

  这一天街上多了很多招临工的人。一个举着牌子招尾部临工的年轻男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他们工厂有一批货，要连夜赶完，能招到就立刻去做，一个小时20块，从晚上六点开始一直做到凌晨三点。

  相比之前的应者寥寥，临工的招收状况似乎好得多。两位来自河南的姐妹想要一起去做，被拒绝了。因为该男士所在工厂只缺一个人。线岁出头的女工应聘成功，旋即跟着他和他手里的招工牌一起消失在暮色中。

  “档口”是广东方言，在布匹市场和服装批发商业市场，一个铺子或摊位就是一个档口。做档口通常是指做服装销售生意的，俗称“卖货的”。

  和专门的服装销售生意不同，在广州开档口的人一般要自己去买布料、辅料，打版，然后拿去给周边城中村的加工厂加工，最后去沙河、十三行等成衣销售市场上售卖。由于布料要从中大布匹市场拿，所以慢慢在布匹市场周围的城中村发展起了服装加工产业。

  在海珠区上冲村、大塘村、龙潭村等城中村的握手楼里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加工厂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一家几口开的家庭小作坊。

  周文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这两年服装加工招不到人，是因为慢慢的变多原来在作坊里做服装加工的人，都转行去做档口了。他是湖北天门人，前跟着父母来广州开档口。

  为什么要转型做档口?“有前途呀。”周文祥笑了起来。“一个累人，一个累心。”他这样形容做加工与开档口的区别。

  同样是离开家乡到城市做工的人，开档口卖货被认为是比加工制造更高级的工作。卖货有做生意的派头。跟以往从早到晚都被绑在车位上不同，开档口的人不仅时间更自由，利润也更多。

  正因为如此，工厂越发缺人。即使档口能拿到大量服装订单，也找不到有足够人手的工厂来加工。

  在这些城中村里做加工的、开档口的大都是湖北人。原先做生意是出于老乡关系，有钱一起赚。现在，随着开档口的人变多，加工厂更加倾向给有档口的亲戚做工。

  开着档口又没有亲戚开加工厂的，只能像前述所说，拿着急需的服装样板，在招工桥上排队碰运气。这就是上冲、大塘两百米开外的自行车队伍的由来。

  这种亲戚帮亲戚的现象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很常见。在汕头开服装加工厂的赖建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他的订单都来自他的堂哥、堂弟，他负责帮加工，由他的堂哥、堂弟将货卖出去。

  广州市白云区一家健身房的销售杨杰，平常的工作是在商场楼下发传单，说服顾客去健身房办卡，办了卡他可以从中抽取特殊的比例的提成。他最初就是在长三角做服装车位工。

  他认为自己后来换工作，来广州闯荡是因为不安于现状，对人生有追求，而且没有成家。

  2018年1月，河南富士康劳务派遣公司的周先生曾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河南省当地的年轻人进富士康，都不是为了工作，而是有社交需求。

  “很多小孩进去都是为了找女朋友的，找到了就出来了。”周先生说，也因为如此，低端制造业工人的流动性通常都很强。

  将海珠区政府包围起来的众多城中村，除了鹭江、康乐、上冲、大塘，还有台冲、龙潭等村，都是密集的服装加工厂所在地。

  早年，广州服装产业集中于广州火车站周边以及十三行、红棉、流花、白马等买卖服装的市场。这些服装市场拿的都是外贸订单。在服装市场周围自然而然形成了三元里的服装加工市场。

  中大布匹市场是从1980年代自发形成的布匹交易地，经过政府1991年、1997年和2004年的三次升级改造，中大布匹市场升级为现代化的布匹交易场所，成为全国两大大型纺织品集群基地之一。

  正是因为布匹市场的区位优势，周围聚集起了三元里之外的另一个服装加工市场。“中大起来的时候，鹭江、康乐是比较早的聚集地。上冲这边是后来扩展的。”周文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  这些城中村里站立着数不清的握手楼，白天走进去像是进入了暗无天日的黑夜，房子完全不透光。周文祥调侃说，这就是“一线天”。

  付先生一家五口租下了上冲村握手楼里的三房一厅，屋里开着灯也依然昏暗，窗户照不进任何阳光。客厅摆放着六台用于加工服装的“车”，坐在车位上的是付先生、付先生的父母、抱着孩子的付妻，还有一位14岁的小徒弟。

  客厅角落里堆满了碎花连衣裙的布料，南方周末记者看到，他们正在加工的这款连衣裙，正是这两年各大商场的爆款。

  做服装加工的城中村响彻着机器的轰鸣声，他们白天在家里做工，晚上关了机器休息。着急的订单则需要连夜赶工。

  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一件普通夏季连衣裙，成本约20元，他挂在拼多多上的价格是36元。去掉每一单包邮的4元邮费，一件廉价连衣裙，周文祥能挣10元左右。

  在利润极低的情况下，卖货靠销量取胜。在拼多多上开网店之后，一般的情况下一天能卖180单。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做冬装，因为冬装的利润比较高。

  对于像周文祥这样做档口生意的人来说，如果单件衣服的加工费用提高了，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他的利润更少了。加工费给不起，那么工厂也就更加招不到人。即使是这样，他付给加工厂的加工费还是每年都在上涨。

  布匹市场的李老板也招不到工人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他最近想招销售，在布匹市场招人的微信群里发了招聘信息，招男工女工销售各一名，薪水四千元左右，不包吃住。连着发了好几天，没有一个人理他。

  从买布料到最后的成衣售卖，整个服装行业的上下游，都在靠微薄的利润生存，无法为工人们提供更体面的工资。在他们看来，工厂招工难只是结果，根源还是整个行业的日子难过。

  一对在沙河做服装批发生意的夫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一些原来在北京做服装生意的人来了广州，这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加剧今年广州招工难的一个原因。

  近年来，沿海地区的用工成本提高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往土地、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、印度或边缘省市转移。赖建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像他们做电脑印花的，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东南亚、印度去了。

  对于进城务工的异乡人来说，更重要的问题来自他们没办法在低端制造业得到任何人身保障，也很难被城市接受。

  工人们能够拿到手的薪水就是他们可以从工厂得到的全部东西，若能够准时发放、没有一点拖欠还要感谢运气，遇到了好老板。公司的福利和保障是不合时宜的要求。

  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明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现在的工厂都愿意招短工不愿意招长工，是因为招短工可通过时间差避开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。

  在2018年1月佛山中国制造论坛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就警告政府和企业，若无法善待外来人口，不能善待农民工，他的返乡意愿就会提高。